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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历史的下降线行走

张鸣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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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掌读520   主角: 张鸣颜元   更新: 2022-04-26 14:11:1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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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读书简介

张鸣颜元《在历史的下降线行走》讲的是简介:本书是随笔历史有时候前进,有时则会退后,有上升,则有下降细碎处的故事,空白处的讲述,才能真正反映历史的原貌这本书,充斥了这样的故事和讲述诸如“当牛记者碰到强人的时候”、“戴大头巾状如印度兵的中国士兵”、“懂兵法的和会打仗的”、“对毒与赌的另一种期待”……都是重大历史事件中被正史省略的故事,但正是些正史瞧不上的鸡零狗碎一样故事,让你感受到历史的真实,感受到它的血与肉,并带你看到纷扰世界中另一番景致

精彩节选


张鸣

我是个嗜书如命的人。毛病是“文革”给闹的,刚刚学会读书,就赶上禁书,所有的书,都给打上封资修印记,一股脑烧光,害得我日日**,有时比真的饿肚皮,还要难受。读书成瘾,跟吸毒近似。清代大儒颜元,说读书人是吞砒人,即吸毒成瘾者,不假。我的邻居兼好友卢跃刚兄有名言:为书买房,为儿子挣钱。我同意而且拥护头半句,两次换房,都因为书装不下了,一个人倒是有个搁下身子的地方睡觉就行。

好读书,但是乱读书。我虽然学历上是个博士,但除了在研究生期间跟老师聊天,没有正经接受过科班历史教育,如果说还有点知识,不过自己乱看看来的。小时候看书,逮到什么看什么,拿到手里的书,如果时间限制比较紧,就飞快地看,如果相对比较充裕,就整本地抄。记得我抄的第一本书,好像是本叫做《美国**机构》的书,大概是本“文革”后期提供给新闻报道人员做参考用的。从那里头,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国会,什么叫行政权,也知道了原来人家的国务院只是外交部,跟我们不一样,还知道了原来负责美国总统保护的,是财政部。上大学之后,虽然学的是工科,课程压力大得要命,但毕竟社会上的书多了,我也忙里偷闲,狠狠地啃了几本大部头,但依然是自己看,有惑没人解,有疑没有问,更没有人点拨你该看什么书。

大学毕业弃工从文,老师骂我弃明投暗。暗虽暗,毕竟比较充裕地满足了我乱看书的嗜好。从此信马由缰,兴之所至,读之所至。读研究生之后,挨老师骂,说我用心不专,也依然如故,而且信奉陶渊明主义,好读书,不求甚解,每有会意,便欣然忘食。时常津津乐道,用我政治学的同事的话来说,就是非学术性阅读。每每一本书读下来,问我书的学术理路,中心意思,核心问题,甚至于书的作者为谁,往往都不知道,但是书中我的“会意”点,却印象深刻,很久很久都忘不了。如果一本书这样的会意点多,那么三月不知肉味倒是未必,但一天忘了吃饭肯定有可能。

我是个野路子出来的所谓学者,使用的全是野狐禅的功夫,虽然没有本事,也没有兴趣关心大理论,大问题,但读的时候,总是爱想想,读到会意处,总喜欢掩卷而笑,笑毕遐思,每有所得,则欣然命笔,胡乱涂上一些文字,这就是我所有历史文化随笔的来由。所以说,虽说是什么随笔、散文,但实质上,不过是些读书笔记。读书笔记按理应该是给自己看的,印出来卖钱,好像有点对不起读者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,既然有人乐意看,出版商又乐意出,我想也没有关系。总之是周瑜黄盖,愿打愿挨。不喜欢的,离我的书远点就是。恨到买回去放在卫生间里当手纸,也无妨,只是纸质太差,又不卫生,还费钱。所以,建议这样的先生女士们,想出气,最好弄张我的照片,贴在镖靶上用镖扎,省钱,高效,还解气,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。

读书最喜读史,相比起来,在历史学的论著和所谓的历史素材之间,更喜欢后者,哪怕再乱,再没有头绪,也还是喜欢。读的时候,总免不了要推想一下,写此文的前人,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,是什么样一种情景,如果是我自己,生在那个时代,又会怎样。如此这般之后,有时真的不知我之为鱼,鱼之为我,傻乐一通,起身到冰箱里,找一个个大的苹果,大嚼,然后爬上电脑,写几个字。
民国时期的记者牛。租界里的口没遮拦,想说就说,租界外的口上的遮拦也有限,批评揭黑自不必说,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。惹着谁了,告上法庭的不多,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,但是砸完了,记者该骂还骂,反正那个时候,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。

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,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,在中国特别流行,大家认账,记者也很自负。很多历史上的牛人,都有过办报(刊)的经历,比如梁启超、章士钊、章太炎、陈独秀、吴稚晖、陈布雷,他们手里的一支笔,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。到了蒋介石的时代,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,做官的做官,革命的革命,做学问的做学问,但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,官办的《民国日报》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(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),揭晓时,居然第一名是《民国日报》的总编陈德徵,第二才轮到蒋介石(据说把蒋介石气昏了)。

记者牛,损起人来嘴特别黑,旁观者见了,哈哈一笑,当事人听了,会恨无地缝可钻。不过,凡是大记者,往往不会找小人物的晦气,他们下手,就冲大个的去,所以老百姓听了,解气。解气归解气,危险也不小,前面提到的砸场子,就是一种,不过但凡叫过记者,信息都灵,躲得快,身体不会受伤害,不过,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,黄远生躲到了美国,还是被暗杀了,邵飘萍在六国饭店躲了很长时间,一露头,就被捉了进去丢了性命。好在,那个时代,是军阀当家,军阀是武夫,粗人,做事不管不顾,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,涉及女人和金钱,吃喝嫖赌,巧取豪夺,他们都公开地做,大摇大摆地做,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,所以记者怎么骂,他们并不大管。曹锟贿选,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,人家照做总统不误,连理都不理。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,出来放话说,曹锟和老婆**一次,即可有四万万精虫,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,一起来投曹锟的票,不就结了,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。恶毒到了这个地步,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因此败了兴致,就职典礼少了些风光,曹大总统既没有全国通缉,也没有派刺客下手,让特别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,依然可以放开喉咙,继续说他的精虫和生殖器。

可是,另外一个也拿**说事的记者,命运却不一样,这个人叫林白水。林白水是个老报人,从清末就开始办报,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,官场上混不下去,又转过来再作冯妇,依旧做他的记者。此人是跟黄远生(黄号称是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,曾担任过《申报》《时报》《东方杂志》《庸言》等多家报刊的特派记者,1915年冬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避祸去了美国,但却被误会为帝制人物而遭到刺杀)、邵飘萍、张季鸾、成舍我齐名的名记,一生恃才傲物,一支笔,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,看的倒是赏心悦目,但吃上的人,未免要难受得跳脚。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,越是官大,越是要骂。1924年,段祺瑞再度出山,标榜“公道砥平”,他写文章,标题叫做“段执政私处坟起”。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,闻者鼓掌,见者哄堂,但骂的是武夫,没事。后来,那个“三不知”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,稍微像样一点的政客,都避开了,可是也有人往上贴。此人姓潘名复,字馨航,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。贴上狗肉将军之后,变成了一个什么“督办”。狗肉将军来了意味着什么,按道理记者们应该知道,因为刚刚一个名记邵飘萍做了枪下鬼,可林白水还是骂,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(林是福建人,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),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,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的雅称,本来应该是“帮办”,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,但现在居然成了“督办”。赶巧,这种骂,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。

不幸的是,政客往往是文人,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,心细,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,越是跟叭儿狗一样的文人,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。本领高,心眼小,于是,我们的名记晦气了。某天晚上,在八大胡同,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隐秘的沟通,张宗昌一声令下,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,没有给林记者任何申辩的机会,一声枪响,撒手西去。枪毙的理由,是赤化。其实,无论跟当时被称为赤化的**还是国民党,林白水一点瓜葛都没有。

显然,在存在不讲理权力的情况下,记者,尤其是敢说话的记者,其实很弱势。
晚清的中国,是个出新鲜事的地方,给喜欢看热闹的国人,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做看客。鸦片战争英国人打破大门进来,战争间歇,大着胆子溜出来看热闹的中国人发现,在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军队里,夹杂着大量肤色很杂的人。这些身上穿的跟白人差不多,但头上却裹着一个大头巾,显得头特大。中国人管他们叫大头兵,或者大头鬼。当时的国人不知道,这些人其实是英军中的印度锡克士兵。由于印度做殖民地的资格比较早,因此印度人,尤其是剽悍的印度锡克人,就有了跟主子一起出来教训别个不听话民族的资格。

由于印度士兵的加入,这场战事给了做看客的中国人更多的眼福。在他们眼里,洋鬼子肤色很杂,也很斑斓,有白夷、黑夷、红夷,以及不黑不白之夷等等,好看煞人,边看,边增加自己的种族优越感——觉得鬼子不像人,像动物。印度士兵的头巾,也给人印象深刻,因为它多半是大红的,高而臃肿,凡是看到而且喜欢记录的中国人,总是忘不了记上一笔。后来,在上海租界里,英国人用印度人当巡捕,上海人称之为“红头阿三”。这个戏谑的称谓,显然跟头巾有关。不过,在鸦片战争当口,缠头巾的印度兵,命运并不好,中国人抓到了白人,很可能会优待,但是抓到了地位低下的印度人,不由分说就是虐待,连打带骂,还不给饭吃(我们中国人,对等级无师自通地敏感)。而英国人方面,一旦出现了军纪问题,一般都是拿印度兵开刀,当众绞死,用以安抚占领地的中国人。远不及后来在上海的印度巡捕,虽然在白人面前是孙子,但见了中国人,却是霸道的爷。

缠头巾是印度锡克人的风俗,也是他们的教规,聪明的英国人为了让殖民地的人做炮灰,在变革他们上下身服饰的同时,容忍了他们的头顶。殊不知,这个特别的头顶,到了中国,却变成了二等洋人的标志,让中国人很是厌恨。

然而,时代总是在前进,谁也没有想到,到了19世纪末,在中国“租借”了山东威海的英国人,居然把他们在印度的经验搬到了中国,在威海建立了一支“中国军团”。这支军队的服装跟印度的锡克兵一模一样,头上也顶着一个大头巾,或者说是头巾形的帽子。据资料记载,“中国军团”,训练有素,装备精良,长枪队、炮队、机枪队、骑兵队一应俱全,这支军队的士兵,大概是中国第一批接触并使用马克沁机枪的人。从这支军队留下来的老照片来看,这些来自山东各地的小伙子们,虽然头上裹着头巾显得有点怪异,但军容严整,浑身上下透着精神,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趾高气扬。只是虽然号称“中国军团”,但军官却都是英国人,列起队来,每个排的旁边,都站着一个戴着大檐帽的英国军官。

作为殖民者的白人,很少做亏本的买卖。他们招募中国兵跟招募印度兵一样,都是要用他们打仗的。“中国军团”刚刚练好,打仗的机会就来了——中国闹义和团了。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,但威海附近却没有闹出多大动静,因为被“中国军团”剿了。不久,威海的“中国军团”北上,加入西摩尔联军,不仅跟义和团,而且跟中国的正规军交上了手,参加了进攻天津和北京的战斗。据说,这支中国人的军队打得很不错,在进攻天津的战斗中尤其突出,接连攻下几个军火库。战后,为了表彰这支军队,英国人特地设计了一种带有天津城门图样的徽章,作为“中国军团”的徽记。一位当年“中国军团”的英国军官写道:“中国军团远征作战的次数比任何部队都多。即使不算解决威海卫出现的麻烦,天津之战有我们的份,解救北京有我们的份,以及1900年8月到独流和没有行成的北仓,这些远征都是我们干的,没有其他军团参加。”(巴恩斯:《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》,转引自邓向阳主编:《米字旗下的威海卫》)参加八国联军的“中国军团”计400余人,进攻北京的联军中的英国军队一共才3000人,中国人占13%强。而联军中法国军队才800人(以越南士兵为主),奥军58人,意军53人。如此说来,所谓的八国联军,其实应该是九国联军才是。只是这第九国的士兵比较隐蔽,服饰跟印度兵一样,以至于当时被打的所有中国人,都没有觉察,一直当他们都是印度兵。

使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,不是打普通人,是进攻自己国家的首都,打自己的皇帝和太后,居然没有任何问题,而且这支中国军队打得相当卖力(中国军团为此阵亡23人),特别能战斗,同样的中国人,在中国阵营里几十万义和团,几万武卫军,都不济事,而在对方阵营里,几百中国人却所向披靡。令我们在佩服殖民者的“以华制华”策略高明的同时,不能不反观一下我们自己的百姓。传统的忠君爱国的观念,在晚清的乱世,很明显靠不住了。在同一个地方,一伙人跟洋人誓不两立,嚷着杀洋灭教,虽然刀大多都落到了信教的中国人头上,但对洋人的敌意无疑是明显的。另一伙人(他们其实也不是信教的教民)则跟着洋人杀中国人,杀到了皇帝和太后的头上。上个世纪末,世界还真是有点乱。

最后提一句,后来,英国人为参加八国联军的中国士兵阵亡者立了一块碑,碑文中英文双语,但碑的样式,却是地道的中国式,云头龙纹,跟中国**为在义和团时死了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建的牌坊一样,绝对中国,但却是对中国的……什么呢?——羞辱。

不幸的是,这羞辱多半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找的。
自战国时赵国的名将赵奢生了个儿子赵括,而且将他养大以后,中国多了一条成语:纸上谈兵。其实,自从人们将原来作为军事制度和规章的军法,演绎成战略和战术的兵法,学习兵法和操练战事两者分离的事儿,迟早会出来。孙武做过战将,写过兵书,但是看孙子兵法的人,不一定都有机会打仗,大不了关起门来背熟了,教学生骗点束修也未可知。战国时孙膑庞涓,据说都是鬼谷子的学生,孙庞二人都是操练过打仗的事,一个为将,一个做军师,但他们的老师,却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。

纸上谈兵的人,不见得都是废物,即使赵括,也有过人之处,谈兵论战,能把个久经战阵的老爹说得没话说,可见书是没少读,而且能言善辩。如果赵王不是中了秦国的反间之计,一下子就委以如此大的重任,做四十万人的主帅,假以时日,慢慢磨砺,日后说不定也能有点出息。

历史不能假设,也没有机会假设。自赵括以后,凡是提到纸上谈兵四个字,后面的话跟着就是“言过其实”,三国时刘备对马谡就这么评价的。但我们看历史的记载,马谡所言,未必都不中用,诸葛亮南征,就采用过他的“心战”策略,而且效果良好,从此以后,南人不复反矣。《三国志》上讲,诸葛亮“以谡为参军,每引见谈论,自昼达夜。”如果谈论得不靠谱,现实如诸葛亮者,估计不会跟他浪费这么多功夫。

可是,能说出很多高论的马谡,还是在用兵上栽了。街亭之战,作为主帅的他,不听王平的劝告,一意孤行地非要把重兵摆在没有水的山上,结果被魏军围困,不战自乱,丢了街亭,让诸葛亮大军进退失据,差点吃了大亏。

王平说不过马谡,因为马谡有理论。理论来自《孙子兵法》:兵法上讲了“置之死地而后生,投之亡地然后存。”把兵摆在没有水的高山上,是置之死地,不仅置之死地,还可以居高临下,有势能,按道理没错。而且人家韩信,井径之战,背水列阵,置之死地,仗打赢了,有成功的先例在。但是他忘了很关键的一点——战争的情景,也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事件发生的条件。韩信那个时代,战争很有战国的余风,以消耗对方有生力量为宗旨,杀的越多越好,战争中,各方经常发生把俘虏杀掉的事情,最著名的就是项羽在钜鹿战后,一举坑掉20万秦降卒,在这种情况下,士兵很害怕做俘虏,缴枪投降的可能性很低。加上当时韩信手中只有一些乌合之众(老兵都被刘邦调走了),面对强敌,稍有机会,都会逃走的,只有置之死地,才有赢的可能——反正后退也是死,前冲也是死,冲过去还有一线生机,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,置之死地的战术应用,胜机才会比较大。

反过来,马谡的时代,由于经过东汉末年的大乱,人口锐减,是个各国兵员极度缺乏的年月,彼此之间都想尽办法争取对方的兵员,魏国甚至不得已实行了“士家制”,拿士兵的家眷做人质,防止士兵投到敌方去。既然投降不会有生命危险,而且还可能受优待,士兵在面临“死地”的时候,最优的选择,自然是投降——不战自溃。

比井径之战稍早的秦楚钜鹿救赵之战,也有跟马谡、王平争论类似的情况,事情发生在楚军主帅宋义和副帅项羽身上。宋义跟马谡类似,此前也有高明的建议和明智见解。先是提醒项梁(武信君)注意战胜后将骄卒惰。在项梁不听劝告的情况下,又预言项梁必败,劝齐使者不要着急去见项梁,省得把命搭进去。钜鹿救赵之战,按兵不动也有道理:不急出手,坐待双方消耗,自己承其弊,收渔翁之利,不战而屈人之兵,完全合乎兵法。所以,宋义很自信,对项羽说:“夫被坚执锐,义不如公,坐而运策,公不如义,”打仗我不行,谋划你不行。结果,项羽不像王平那样老实,说不过,就动家伙,一刀宰了宋义,自己当家,无师自通地操练起置之死地的兵法,破釜沉舟,大破秦军。

两个战例,一个是主帅要冒险,副帅不干,一个是副帅要冒险,主帅不干,只有一点是相同的,就是真正有道理的一方,都是披坚执锐的战将。

项羽和王平都是粗人武夫,披坚执锐,冲锋陷阵,吃的是刀口舔血的饭,两人都说不过对方,但他们俩都是对的,他们没有理论,更没有口才,但是他们有战士的直觉,有战争的常识式的智慧。比如王平知道,人是要喝水的,作为战士,水尤其重要,军中缺水,比缺粮还要可怕,口渴的士兵是没有士气的,没有士气,就打不了仗。同理,项羽的直觉告诉他,仗必须马上打,不打自己这方就完了。后来史书记载的道理是这样的:在强大的秦兵面前,赵根本算不上什么,灭赵,消耗不了秦军多少兵力,但却可使士气大振。反过来,救赵的诸侯本来就畏敌如虎,赵灭之后,不仅诸侯没了士气,连楚兵士气也会受损,如此,战事将不可为。但是这很可能是司马迁的马后炮,当时项羽是否如此清楚个中道理,讲的如此有条理?未必。

战争,落到实处,毕竟是那些亲冒矢石者的事,第一线操作者的感觉,从来都是必须尊重的。虽然,第一线的人员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,但后面运筹帷幄的人,也容易犯本本主义的错。有时,比较起来,还是后者的危害更大。
豆腐是正宗的中国国粹,有人说,豆腐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。有意思的是,其他的四大发明,还有国家在跟我们争,而这个豆腐,连丁点争议都没有。近来,西方世界动物保护主义和素食主义流行,提倡以植物蛋白替代动物蛋白,中国的豆腐,成了一个榜样,让西方人佩服得一塌糊涂。国人到了西方,如果一时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,只要有做豆腐的手艺,就可以混饭吃。已经见过不止一个国内的教授,在美国或者加拿大,靠做豆腐过的挺滋润。那种把一粒粒的黄豆变成白白嫩嫩的方块的把戏,在白人看来,跟变戏法差不多,只有中国人玩得来。现在日本人也会做豆腐了,不过所谓的日本豆腐,不像豆腐,倒更像是中国人做鸡蛋羹的失败版,食之无味,弃之可惜。所以,要吃豆腐,还得靠中国人。

发明豆腐的中国人据说是西汉时的淮南王刘安。关于他的传说很多,有炼丹药的,也有吃美食的,豆腐的发明,当属于后者。西汉提倡简朴,贵族不许用金属器皿,所以大家纷纷在吃上下功夫。从马王堆的发掘可以看出,那些王侯贵妇们对吃是多么的热爱,出土的时候,要是现代人有本事保鲜,那些丰富而且色香俱全的食品准会让世界惊掉眼镜。由此推断,刘安发明豆腐,倒也合乎道理。豆腐的发明者是贵族,让豆腐冲出亚洲,走向世界的也是个名门之后,这个人名叫李石曾。

李石曾是李鸿藻的公子。李鸿藻是晚清的重臣,清流的领袖,在世的时候,很有点保守的色彩,总是跟搞洋务的人过不去。但是他这个晚年得的儿子,思想却新潮得很,于国学没有兴趣,在科举上没有半尺进展,却早早地就跑到法国留学,学成什么不太清楚,让人知道的却是身为贵公子的他,在巴黎开了一家豆腐公司,比较成规模地让洋人见识了中国发明的模样和味道。

李石曾在海外多年,但却始终学不成洋模样,身穿西装,却要扎个中国式的腰带,走起路来,腰带凸在前面,硬是扎眼。据说巴黎的银行曾经因为他这身打扮而不让他进去。李石曾又嗜好大蒜,西服上边的口袋里,装的不是手绢,而是蒜瓣。这样的中西结合式人物,想到在西方贩卖中国国粹倒也自然。为了让国粹很粹,李石曾豆腐公司的师傅和小工,一律从国内找来。那个后来帮助梅兰芳改革京剧的齐如山,就给他带去了几十位,一路上,这些中国农民要蹲在坐便器上方便,很是辛苦。

就这样,洋人们尝到了正宗的中国豆腐,李石曾的豆腐公司也发了洋财。发了财的李石曾在政治上却不安分,因好友张静江的关系,开始资助起孙中山的革命党来。据说,只要孙中山没钱花了,拍电报去,A字代表一万,B字代表两万,C字代表三万,钱就从巴黎过来了。李石曾父亲所忠于的王朝,多少有一点他的努力,被推翻了。可惜“民犹是也,国犹是也”,李石曾只好再接着忙活。第二件事从后来的结果看,也跟革命大有关系,那就是组织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。成千的有志青年来到了法国,来到了欧洲,学成什么我们不知道,只知道这些人中间,涌出了一大批**人,中国人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,就是由这些勤工俭学的人成立的,当时叫青年**。如果按某些研究者的说法,其实这青年**,才应该是中国最早的**。这些在法国搞共产革命的人,后来都成了中国历史倒海翻江的人物。而这些人留法的基金,一部分就来自于豆腐。

中国人的豆腐,卖到外国之后,就这样跟两次中国的革命都发生了一点不寻常的关系。
养儿子都希望他出息,古今一个道理。苏东坡作诗,说是“但愿生儿愚且直”,那是气话。不过,在中国,还真就有不希望儿子成材的父母,对他们来说,儿子不出去惹事,不做特别厉害的败家子,就知足了。这样的父母,一般都小有家资,膝下的宝贝儿子如果不是玩了命地败,估计一时半会儿败不光。他们的培养儿子的办法很独特:教儿子抽鸦片。

清末民初的北京,这样的人家还真不少,好好的孩子,刚长成个模样,就把烟枪拿来,非让熏一口,不大功夫,就让孩子成了烟鬼,每天不吃饭行,少了“福寿膏”(当时人对鸦片的雅称)万万不能。有了这口嗜好之后,精神萎靡,身子骨长得跟衣服架子似的,成天大门不出,二门不迈,瘾大的可以昼夜都呆在床上,吃喝拉撒不动窝,经年累月不出门。这样的儿子,按说是废了,但是有一样好处,那就是不可能出去惹事生非,当然也不可能出去干“大事”,比如大笔的买卖(一般都是吃人骗),追歌星,泡戏子,甚至下海玩票。他们的家长,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好在那个年月,鸦片没有现在值钱,即便天天消费,也耗得起。

军队是用来打仗的,但是也有军队的首长,不仅不指望手下的军人打仗,只希望他们不生事,只要当兵的老实呆在军营里,就阿弥陀佛。清朝的道光年间,广州的水师,很是骠悍,可惜只表现在上岸以后,在水里的时候,跟绵羊似的,连鸦片走私船都打不过。在岸上的骠悍也是骠悍,包娼包赌,寻衅闹事,动辄插刀子放血,连八旗驻防兵都敢惹。水师的领导,很是发愁,因为乱子一大,自家的官位就不保,总得想个办法,把这些丘八爷拴住才行。于是,也不知是哪一任的水师提督帐下的师爷,想出来一个绝招,开彩赌博,立一个花会,有几十种花头,任参赌的人下注,每天开彩两次,每次都有一两种花头中彩,每注额度不大,押中的,就可以有几十倍的利益(是今天**的祖先)。这样一来,果然把水师士兵牢牢地吸在了军营里,安静了许多。

安静了的儿子和安静了的士兵,都成了废物,但却都实现了他们各自“领导”的期待。别误会,古代的人也是人,跟我们现在差不多,当年的领导没有吃错药,这样的期待,其实是形势逼出来的,不是说,形势比人强吗?

引导儿子吸鸦片的,多系八旗中人,而且是有头有脸的那一帮,什么王爷、贝勒、贝子和将军、云骑尉什么的。到了大清快要不行的当口,这些人家的子弟,多半都不学好,教也教不明白,改也改不过来,没出息呆在家里还好,一出来,准惹事败家,眼看着家里的那点底已经薄了,皇上的铁杆庄稼也靠不住了,打算多过两天富裕日子,想来想去,也就只有把孩子圈在家里这一招。八旗人家开了头,后来北京的小康之家也跟着学,不求有功但求无过,怪事干得人多了,也就见怪不怪,反倒显得咱们老北京厚道。

广东水师也是这样,到了道光年间,距离打台湾已经过去了百多年,承平日久,陆上的绿营还说不定有个土匪和造反的农民需要剿,水师则连这点事都没有。没事做,却有走私者的贿赂可以享用,饱暖思淫欲,不闹事才怪!凡事,积习已久,成为大家共同的习惯性行为,就难改了,除非把这个群体整体换掉——显然,这是谁也做不到的。因此,做领导的,为了自己在任期间的太平,开花会赌博,倒也不失为一种“理性选择”。

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真是高明,老早就造出了饮鸩止渴这个成语。对于得过且过的领导来说,做事的原则,是需要第一。况且,这个“鸩”(毒药)又不是自己喝下去,混一天算一天,如果侥幸混过了,管他以后洪水滔天。

法国的路易十五,比起咱中国的官来,算个甚!这句名言安在他的头上,简直胡闹,完全不尊重知识产权嘛!
明清之际,北京有个关于裁缝的传说。说是有个高明的裁缝,为官员做衣服的时候,先要打听此人科考得售年龄的早晚,说是中进士早的,心高气傲,走路昂头挺胸,难免肚凸胸挺,所以衣服的前襟要长一点;中进士晚的,被考试折磨得惨,未免弯腰驼背,衣服的后襟要长点。这个故事的版本很多,也有说专指都察院御史的,因为御史气性都比较大,刚进院的和进院时间长的不一样,刚进院的,衣服的前襟要长一点;御史干长了,钉子碰的多了,气性渐渐消了,背也就驼下来了。

这个传说,我总觉得是说官员的,跟裁缝无关。除了衣服样式有变化,做衣服的工具现代化了之外,古代的裁缝跟今天的裁缝并没有什么区别,是裁缝,给人做衣服,都要量身材,量体裁衣嘛,能揽上官员买卖的裁缝,手艺自然不差(传说里也说是高明的裁缝),怎么会蠢到量身材的时候连前凸还是后弯都弄不清?还需要打听人家简历才能知道?所以,传说说的,实际上是官员的前肚和后背,不是裁缝的前襟和后襟。

官员的身材当然首先是跟他爹娘的遗传有关,跟营养好坏有关(跟金多金少也有关,像范进这样,考一回试都要饿肚子的穷秀才,估计入仕之初肚子是鼓不起来的),但与仕途状况,却也不能说没有关系。不过,如果非要说这种相关性,那么跟入仕之早晚的关联度,其实远不如升迁快慢、官阶高低的关联度大。不管个子高矮,肚皮脂肪薄厚,脾气秉性如何,只要仕途顺利,肚子多半是要凸起来的。反之,仕途蹭蹬,背就要突出一点了。

更多的时候,官员的挺胸凸肚还是弯腰俯首,关键要看他们跟什么人在一起。跟上司和来头大的同僚在一起的时候,身体必然有向后的弧度,点头如同鸡啄米。如果下属来见,或者审理官司,堂下跪着老百姓的时候,那么,身体向前的弧度自然就出来了。

有什么样的裁缝,能够顺应这种变化,裁出合乎官员动作需要的官服来?我想没有,除非准备许多套不同的衣服,或者前襟长,或者后襟长,在不同场合,见不同的人,换不同的衣服,如果是这样,衣服合适与否,关键不取决于裁缝,而是仆人了。好在,那个时代,士大夫的服装,都很长,弹性大,只要剪裁大体合适,无论肚子挺到什么程度,腰弯到什么地步,断不至于衣襟前撅后翘,更不可能走光的。

时代在进步,袍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,经过革命洗礼之后,长的衣服没有多少人穿了,干部队伍,更是没有长衫的生存余地。幸好,当官员们再次学会跟前辈们挺胸凸肚和鞠躬如仪之时,西装开始流行。很快,前面不太扣扣子的标准西装,就成了官员们标准的官服,样式越来越洋,剪裁越来越好,自然,也越来越合乎官员在各种场合的需要,断不至于让他们失仪。从前流行的中山装,或者一度被外国人视为新中国官员标准制服,很快退出了官场。

衣服,或者说官服,也要识时务。
从晚清入民国的大人物中,徐世昌算是地位很高的一号要角。在晚清位极人臣,做到军机大臣,太傅衔太保,进入民国,做过袁世凯的“国务卿”(内阁总理),最后居然成了民国大总统。可是细想起来,此公虽然一路大官做上去,但好像什么事也没做过。他参与过袁世凯小站练兵,但兵不是他练的;他做过清朝第一任的巡警部尚书,但**也不是他办的;他做过东三省的总督,好像除了让自家的宦囊鼓了好些之外,没留下什么政绩。至于在民国做总统,本是傀儡,姑且不论,给袁世凯做国务卿,连主子要做皇帝,都没帮什么忙。这样的人,你说他好吧,没做什么好事,你说他坏吧,也没什么坏事他是祸首,就是官运亨通,挡都挡不住。曾国藩说过,俞樾拼命做学问,李鸿章拼命做官,他都赶不上。但是拼命做官的李鸿章也赶不上徐世昌,没有过上一把总统的瘾。

不过,徐世昌的官运在入仕之初,并不那么好。虽然金榜题名,而且入了翰林,但一连八九年,却连一个外放学官的机会都没有。清朝的翰林,有黑红两分。红翰林,可以上天入地,上天则到皇帝身边“上行走”,沾着皇家的仙气,皇帝的恩典,福分自然小不了;入地则是外放学官,做主考或者学政,收一堆弟子门生,和弟子门生的孝敬,当下可以享用,日后可以援引。而黑翰林则两下都不沾,既上不了天,也下不了地,干在京师苦熬,除了同乡同年的地方官进京的时候可以打打秋风,让自己混个饱肚子之外,家人仆役难免吃不上穿不上的,袍褂都时常要进当铺,用的时候再赎出来。不用说,徐世昌就是这样一个黑翰林。

终于,徐世昌熬不下去了。甲午战败之后,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在小站练兵,邀请徐世昌来帮忙,徐居然欣然从命,到新建陆军营务处公干。那时节,翰林属于清望之职,科举金字塔塔尖上的人,黑翰林固然穷点,但去军营谋事还是绝无仅有的稀罕事,像徐世昌这样的正式翰林,即便是外放做地方官,都算是丢人,自降身价,跟丘八混在一起,似乎连想都不用想。

别个想都不敢想的事徐世昌做了。事实证明,这一步,他走对了。徐世昌日后的功名利禄,都在于他做了这么一个当时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选择。事实上,徐世昌的仕途蹭蹬,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上头没人(靠山),而毅然投身小站,意味着他买了官场潜力无限的绩优股。对于袁世凯来说,尚未发迹的他,有一个翰林来做幕僚,对提高自己的身价,无疑有莫大的好处;对于徐世昌而言,一可以解决经济困难,二算是压宝,搏一下,总比困死在翰林院要强。事实证明,他的运气很好,这一宝压下去,以后的富贵荣华居然全有了。

实际上,徐世昌是个很会做官的人,自从跟对了人之后,官运亨通。庚子以后,袁世凯一跃成为继李鸿章之后中国政坛的台柱,徐世昌也随之进入最高层,时而尚书,时而总督,时而军机大臣。最奇妙的是,1908年西太后和光绪相继去世之后,满族亲贵要当家做主,排挤袁世凯出局,徐世昌却得以保全。不仅如此,他还在后来的皇族内阁中担任仅有的两个协理大臣(副总理)中的一个,要知道,在这个内阁中,满打满算,汉人才四个,而徐世昌是地位最高的一个。

会做官的人都喜欢做官,自从庚子以后,清朝实行新政,徐世昌要缺、肥缺一个接一个,巡警部、邮传部、东三省总督、内阁协理大臣,辛亥革命的时候,还趁乱从清廷拿到了太傅衔太保的名义,达到了清朝官员的最顶点。清帝逊位,作为太傅衔的太保,总不好意思马上做民国的官,闲了下来,跑到青岛跟一班遗老遗少混在一起,做了若干台诗钟。未及两年,终于熬不住了,袁世凯改国务总理为国务卿,请徐世昌出山,徐世昌食指大动。然而他真心做遗老的弟弟徐世光看不过去,出来横挡,苦劝兄长不能为袁氏之官,辜负清朝的皇恩。哥儿俩熬了一夜,弟弟哭,哥哥也哭,哭到天亮,哥哥还是上了火车,不久成了袁世凯的国务卿。袁世凯的大儿子和一群幸臣,发起洪宪帝制,徐世昌自恃身价,没有积极响应。帝制成,袁世凯尊徐世昌为“嵩山四友”,说是不好意思让老朋友称臣。徐世昌当然明白是什么意思,很是不爽,对人言道:所谓嵩山四友,就是永不叙用。他明白,官瘾极大的他,从此在袁朝想做个弼马温亦不可得矣。

好在袁世凯的帝制很短命,在此后的军阀争斗中,徐世昌凭自家多年练就的身段和功夫,最终做上了民国大总统。

晚清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吴禄贞曾经这样评价徐世昌的左右(时徐为东三省总督):“议论皆文明,样子皆标致,救东事则不足,坏事则有余。”(注:东事即指东北边疆之危机)其实,有什么样的幕僚,就有什么样的东家。在中国,就是这样的人,才官运亨通。成事不足,败事有余,但成事不是他的创意,败事也不是他的首恶。功夫都在“样子”上,至少在上级看来,这种人的模样和做派总是那么可爱,老成稳重,静若处子。
戊戌政变后次年的一天,武昌出大事了,街面上哄传,光绪来了。

传说中来了的光绪,只带了一个仆人,住在一个租来的小公馆中,杜门不出。不过,前来造访的人却不少。主人二三十岁的年纪,面白无须,干干净净,举手投足,都有点戏里“王帽子”的架式,仆人四五十岁,也面白无须,声音略带女腔。主人用的被袱、玉碗,上面均有五爪金龙,而且仆人对主人,一口一个“圣上”的叫着,反正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皇上。一时间,武汉三镇的官民人等,着了魔似的往这里涌。有三跪九叩的,有送钱送物的,也有单纯看热闹的。有好事者为了验证那个仆人是不是太监,还设法把他弄到澡堂子里洗澡,脱了衣服大家定睛一看,嘿,人家还真的就没有男人的那个命根子。前来“恭迎圣驾”的人中有官员,按说他们是见过光绪的。清朝的制度,地方官上任之前,哪怕仅仅是个七品知县,皇帝也要接见一下,只是见的时候工夫短,官员一般都低着头,即便偷偷看一眼,其实也看不清楚。眼下比照起来,只觉其像,越揣摩越像。

来到武昌的光绪,口口声声说要张之洞来见,但是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却做了缩头乌龟,一声不响,任凭外面闹翻了天。在汉口和上海的报纸连篇累牍地编“张之洞保驾”的故事的时候,张之洞暗中派人到京城打探,待得到光绪还囚在**瀛台的确切消息之后,马上派人把那主仆二人抓来。刑讯之下,俩人招了。原来,来了的“光绪”是个唱戏的旗人,多次入宫演戏,长相跟真光绪有几分相似,同行都叫他“假皇上”。仆人倒是个货真价实的太监,犯事逃了出来。俩人一拍即合,出来假扮光绪骗钱。

扮光绪的戏子把戏演砸了,因此丢了自己的脑袋。政变以来,多少有点跟康党不清不白的张之洞,因此立了一功,重新得到了西太后的信任。不过,当时的舆论,却不肯罢休,那些奉献了银两物品的人们,自然肉痛。而其他地方的人,在对张之洞失望而且愤愤之余,倒宁愿相信真有其事,是张之洞出卖了光绪,然后找了一个替死鬼结案。

自甲午战败,到庚子之乱这段时间,是中国人,尤其是士大夫和官僚阶层最为惶惶不安的年月。大家都知道中国必须变,不变,就要亡国,但却不知道怎么变,尤其是不知道变了以后自己会怎么样。到了中国输给小小的日本,而且输的如此丢脸的这般田地,当年像倭仁那样富有理想主义的顽固派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。绝大多数害怕变革的人士,不过是担心变革带来的结果损害自己的地位和利益。所有反对变革的说辞,也不过是希图苟安一时的借口。只是维新人士的变革主张,却往往由于人们对其过于陌生,而顾虑重重。毕竟,中国大多数士大夫,对于西方乃至日本的情形,知道的太少,西学的ABC,对他们来说,已经足以吓得晚上睡不着觉了。

说起来,在近代史上特别闻名的戊戌维新,其实只是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变法。维新人士把西方政治乃至社会变革的大多数口号都喊了,但真到变法诏书上,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变革,几乎没有任何东西。裁撤几个阑尾式的衙门,撤掉督抚同城的巡抚,甚至包括科举考试不用八股,都是传统政治框架内制度变革的应有之义。自秦汉以来,中国制度已经如此这般地变过很多回了。然而,吊诡的是,这种看起来既不伤筋也不动骨的改革举措,由于前面很西化的鼓噪,那些希图苟安的人们,往往会将之联想起来。什么事情,一联想就很可怕。尤其当这些希图苟安的既得利益者中很大一部分是旗人的情况下,类似的联想在茶馆酒楼之间流转,势必会演变成一股至少是颇有声势的反对声浪。

当然,反对的声浪,只有在当时特殊的帝后二元权力架构中才能掀起风浪。尽管明知道中国或者大清不变法不行,但面对只要变法成功自己就不得不真正“退休”的局面,西太后还是心里老大不舒服。这种不舒服在旗人的“群众意见”越来越多的时候,终于让老太婆从后台走到了前台。而维新派人士破釜沉舟的军事冒险,又恰好让她找到了囚禁光绪、亲自训政的最好借口。于是,维新人士死的死,逃的逃,可怜的光绪只好在瀛台以泪洗面了。

可是,事情到了这一步,京城的旗人们也许可以偷乐一时,但自甲午以来困扰着官绅们的难题并没有解决。“新法尽废”就能解决亡国的困局吗?太后当家就能顶事吗?对于被囚禁的光绪,从封疆大吏到一般士人,未必都如西太后那样义愤填膺,为之抱屈者大有人在。政变后的人心,其实更加惶惶,就算旗人,其实心里也没底。正是这种上上下下惶惑不安的气氛,才让那个会演戏的假皇上看到了机会,而且冒如此大的风险付诸行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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